自西汉政府以国家力量认可今文学为官方学术后，中国各代往往以经书或正史论赞中因袭相沿的古老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政治主张。无论是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官僚或以利益为优先考虑的政治投机分子，甚至历朝的专制统治者，都不得不透过国家礼制、经典的权威以及过往历史先例这些受控制的媒介来阐述他们的政治观点。上千年来，古典的五经（《易》、《书》、《诗》、《礼记》、《春秋》）和早期现代中国的政治论述间，一直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在帝制中国，无论是保守、温和还是激进的政治主张，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上述经书具有疏导政治行为和政治表达的力量。由于中国皇权的文化合法性须藉由经书的政治论述加以阐发，政治改革家常常也以辨伪疑经者的面貌出现。举例来说，“今文”与“古文”原本是古代书写形式的不同，今古文之争却也由经书本身的论辩卷进政治辩论中。在这种场合下，不管是要为帝国政策的合法性找出经典论据，还是透过指控某些经书为伪作来质疑其合法性，训诂学，尤其文字学，是不可或缺的。
五经是一组以古奥文言文写就的经典，它保存了古代圣王的正统教说、自然哲学和典章制度。即使代代相沿历经了许多世纪，对有志在政治舞台中大展身手的人来说，经书和史书都还是他们的基础课程。即使到了宋代以后，五经的重要性相对而言被较易诵读的四书所取代，五经仍是帝制中国晚期士子企求在政治领域中晋升、取得名声和权力的关键。古代士人一个基本的想法是，若欲实现古代圣王的理想，必须珍视并追索、研究历史过往。由此，学子从经书中获得涵盖众多丰富面向的人类经验，并在诸般成败得失事迹中找到他们进退趋避的应对之道。经书中包含了理想社会秩序的典范，以及对一种超历史真理（transhistorical truth）的绝对诉求（absolute claim）。
经书中的理想是帝制王朝成立的基础，透过这些理想，实行政治控制的国家机器才有其正当性。在帝制中国，无论政府官员、学者或是士子，透过娴熟经书，都能对政府和社会的良窳有大体一致的假设。若欲实现古代圣王的理想，必须珍视并研究过去的经验。国家组织的合法性（raison d'etre）和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既然都已记载在经书中，中国中古逐步确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便是以经书内容为考题，测验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并从中选拔人才。由此可知，帝制中国时期经学在政治论述中占有的核心位置，正是训诂学在“士学”（literati learning）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条件。
在帝制中国，掌握了经书的诠释权，实际上便如同掌握了对王朝移转和政治合法性的解释权。在这一点上，历朝皇室非得仰赖学者和官僚们的合作不可。从公元1313年至1905年的三个朝代便是显例。蒙古人入主中国、建立元朝后，异族统治者便接受士人的建议，将宋代程朱学派大师程颐（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的经书诠释定为科举考试的权威标准。明清两代统治者跟随这个脚步，在士人的献策和相似的考虑下，接受程朱“道学”（新儒学）的权威性，认为它最适合用来解释其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做法的实际结果是，自明代初期以降，程朱学派的思想学说攫取“帝国之声”（voice of imperial politics），成为帝国政府的意识形态。①
宋代学者的核心关怀是，要建立一个赋予意义的象征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可以找到其定位，并彼此有所联系。这种学术倾向本身固然不错，却相对地忽略了文字、训诂等知识。如同汉代的先例，并不需要道学的关联符号和政治寓言，也因此而不鼓励发展批判性的思维。这解释了为什么须先对河图洛书的象征与符号思维产生质疑，才可能进一步重新评估程朱学派的历史基础。然而自16世纪起，程朱学派的哲学学说（philosophical persuasion）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一批判的势头在17、18世纪更如火如荼地延烧。在学者与官僚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恰当评价五经和四书的拉锯战。经书仍然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但部分经书的文本内容则受到质疑。经书依旧是神圣无误的，但人们已采用新眼光和新策略来阅读并诠释它们。由于耶稣会士的影响，17世纪的士人也开始在自然哲学和天文学的视野下来重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