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问题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世纪之交，西方理论界围绕阶级问题展开了新的争论，这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新变化所引发，也为资本主义面临的诸种问题及新的危机所激发。诸如“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后工业社会中阶级还能够继续存在吗？”“阶级还有意义吗？”“阶级政治终结了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如何？”等等，不一而足。围绕阶级定义、阶级划分、阶级结构、阶级冲突等问题再次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凸显了对阶级和阶级分析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询问(尽管这种询问和质疑在此以前一直存在①，同时也突出地显现了阶级问题在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后工业主义”的挑战
后工业主义对传统社会阶级划分的挑战不是最近的事情。1973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引发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讨论。②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理论界关于“新阶级”兴起的著述很多。尽管对什么是“新阶级”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主要代表人物都认为传统的阶级划分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理论，已经被社会发展所超越，打破传统阶级划分界限的“新阶级”逐渐发展起来，并可能取代旧的阶级。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些后工业社会理论，则主张抛弃“过时的”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认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阶级解体和社会分层多元化，阶级的概念和话语已不再适用于作为解释社会和学术研究的主要话语与方法了。
比如，美国社会学家特里·克拉克和西摩·利普塞特(T. N. Clark and S. M. Lipset)就认为“阶级分析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越来越显得不足了，因为传统的等级秩序已经衰落，新的社会差异也出现了。这些变化的累积影响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分层的性质——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理论加以切实的修正。”③ 他们认为，随着传统等级秩序的衰落，原来由其所维系的严格的阶级关系也必然衰落。同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情况相比，人们的社会阶级特征在不断淡化，新的社会划分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分层的碎片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1)政治领域：政治行为和活动已较少围绕阶级来动员和组织，这集中反映在阶级选举的衰落，即受阶级归属影响的投票行为的消失。(2)经济领域：经济的复杂性要求分散的、对需求反应敏锐的决策，等级制集中决策越来越困难。这样，传统的权威、等级和阶级关系日渐衰微。(3)社会领域：家庭变小，等级制分层也被削弱，传统的家长制家庭越来越不能成为社会分层的模式。从教育和工作方面来看，家庭作为社会分层之基础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了。社会流动已较少由家庭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受教育情况。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阶级分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那种有明显阶级区分的生活方式已经难以找到了。
有的学者主张要彻底地抛弃关于阶级与阶级分析的全部概念、范畴、范式和方法，认为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已使阶级划分与方法失去实际意义和分析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社会学家雷·帕尔(Ray Pahl)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的关于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阶级行动之间的关联模式(class structure—class consciousness—class action，简称SCA模型)是一种被社会理论家盲目遵循的教条，“它建立在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行动理论的观念基础之上”。他认为阶级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在当代社会分析中已处于弱势地位。首先，阶级分析是在19世纪制造业占主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非常鲜明的时候产生的，而在20世纪后半期制造业地位下降、科技和服务业地位上升的时期，“建立在制造业基础上的阶级模型，必然与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难以适应”。其次，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已经使那种无产阶级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事情成为时代的错误”。再次，阶级概念“已成为了一个过度滥用以至没有意义的术语而被轻蔑地摈弃使用了”，它“在比较和历史社会学的更高层面的分析中不再具有价值”。人们应该停止按照阶级的假设采取行动，而要超出SCA主观链式结构的束缚，更多地去研究地域、种族、宗教、性别以及社会边缘群体等实际问题。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