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伟，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亚洲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2011)03-0001-07
人们已经生活在2011年，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进入21世纪以来所做的城市规划项目，包括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与20世纪所作的城市规划项目有何不同？我国当前执行的规划政策、规划标准，和1980-2000年间的规划政策、规划标准（包括上报规划文件的标准内容）有多少变化？在多大程度上，21世纪规划、建造的城市项目有别于20世纪建造的项目——除了时尚形式的变化之外，对21世纪城市的规划追求上，和上个世纪的规划追求有何不同？对比20世纪，对于当代中国城市问题的基本原因的认识又有何提高？通过回顾西方规划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来讨论这些问题，也许对正在继续进行的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有相当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也同样有目共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向来被认为是“大城市病”，所以发展小城市成为国家城市发展的既定方针。但是近年来，大量中小城市也出现了同样的“城市病”问题。近来《半月谈》的记者对江西一些小城镇的调查十分令人震惊，那里的交通、环境、房价问题一点不逊于大城市①。由此看来，产生城市问题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城市大小。那么问题何在？问题在于城市决策及城市规划的理念缺乏变革。审视近30年内建成的城市建设项目，甚至正在规划中的项目，相当大部分仍然依照20世纪的建设理念及规划理论作为指导，而这些规划理念、理论的大部分，又是基于西方20世纪上半期的规划理论，其中影响特别大的如被当作现代规划理论基石的《雅典宪章》，其实仅仅基于1930年代一批西方建筑师的理念，在时间上、地点上，和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有相当大的不同，却仍然被引为规划理论经典。在建设实践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建设的样板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包括小汽车为主的交通模式及小汽车导向的道路系统，以及“大街区”(superblock)的规划开发模式。虽然西方城市确实为人类现代居住形式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但是小汽车导向的“现代化”城市模式在西方国家自身已经广受批评，中国是否仍然要效仿？更进一步，国家以巨资补贴汽车工业，各地以汽车业为经济支柱，为此鼓励大众消费汽车，由是导致交通拥挤，然后又不得不限制汽车出行，凡此种种，是否自相矛盾而不可持续？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10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人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变。古人说“天不变则道不变”，当外部世界的“天”变了，城市规划所依据的　“道”当然应该变化。如果以20世纪初的规划理论来指导21世纪的城市建设，必然重复20世纪城市中出现的“城市病”。一些近年才建成的新城、新区，不论大小，都出现了“经典的”城市问题，正证明了决策者依靠20世纪的理念指导21世纪的城市建设，规划师依靠20世纪的理论编制21世纪的城市规划，是出现城市问题的重要根源。
笔者认为，以《雅典宪章》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期的“第一代”现代规划理论虽然对当时的城市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存在着重大缺陷，主要在过于注重规划成果的完美合理（工具理性）而忽视规划过程的公平透明（程序理性）。1970年代后，在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中，由于对第二代、第三代规划理论（均以改进规划过程为中心）的认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第一代规划理论的误区，并且在建设实践中所有体现，即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城市建设。但是这些误区在中国却仍然流行，并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由于20世纪的“第一代”规划理论出于一批建筑师之手，故把城市当作建筑物的扩大，把城市规划当作建筑设计的扩大，把规划图纸等同于建筑蓝图，于是规划师的工作就是“描绘美好的蓝图”，而城市建设则完全依靠政府来“落实规划意图”。政府成为城市建设的唯一主角，有意无意地将公民社会、市场企业两个客观存在的重要力量排除在城建决策之外。这种由城市领导人（“业主”）提出构思、委托规划院画图、城投公司实施、但是缺乏各方参与的决策过程，依然是今天中国城市建设的常态。虽然强势决策可以实现高效率，但也可能造成重复出现的城市病。虽然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但是这个口号本身也不过是“墙上挂挂”，实际上仍然是“城市建设听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