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最近十几年中国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农地流转有了较大的发展。1990年，全国发生转包、转让土地的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0.9%，转包、转让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只有0.44%（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研究课题组，1991）。到1992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上升至2.3%、0.9%（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研究课题组，1993）。据统计，到2003年底，全国农村流转和集中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为7%～10%，沿海发达地区这一比重稍高一些（陈和午、聂斌，2006）。进入21世纪后，农地流转快速发展。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推算，到2006年，全国农地流转率达16.0%（万举，2009）。农地流转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新问题。
不可否认，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农地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但是，很多研究开始担心农地流转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农户长期投资的消极影响。例如，蔡昉等(2008)提出：“如果土地不需要依靠长期投资保持土壤肥力，那么，它们在农户间的单纯转移有可能没有效率损失”，这就暗示着农地流转可能在保持土壤肥力方面产生效率损失。而且，俞海等(2003)发现，与没有土地流转的样本相比，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有土地流转的样本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下降1.94克／公斤。这表明，农户之间非正式的农地流转可能不利于激励农户在现期增加对流转农地的长期投资，从而最终造成土壤长期肥力的损耗。同时，自从2004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有7个都明文号召要大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努力培肥耕地地力。这表明，农地流转的负面效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围绕农地流转对农户长期投资的负面效应，学术界已经展开了一些讨论。例如，Gao et al.(2010)发现，当农户面对转入农地和自家地时，更愿意在自家地上施用有机肥，也就是说，转入农地的使用权稳定性差导致了农户在转入农地上有较少的长期投资。同时，他们也发现，这两种类型农地上的投资差异随着时间变化（2000～2008年）缩小了，尽管到2008年这种差异依然是显著的。但是，这种研究主要是区别流转农地和非流转农地上的投资差异。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流转农地与农户长期投资的关系。而很多研究发现①，中国的农地流转中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转入农地：从亲属转入的农地和从非亲属转入的农地。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转入农地是否存在某种系统差异，例如，是否在使用权稳定性上有系统差异？进一步地，这种系统差异是否影响了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本文将在澄清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引申出一些有关农地流转的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不同类型的转入农地（从亲属转入的农地和从非亲属转入的农地）对农户长期投资的影响。第二部分介绍数据；第三部分分析两种类型转入农地的使用权稳定性特征，并简要分析农户在两种类型转入农地上有机肥投资的差异；第四部分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两种类型转入农地上有机肥投资的差异；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两轮全国范围的追踪调查。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于2000年11月在全国随机选取了河北、辽宁、陕西、浙江、四川、湖北六个省份，在每个省分层随机抽取5个县，在每个县选2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1个村，在每村选20户进行调查，最后获得1200户样本户。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农地制度以及过去5年农地流转的变动趋势。2009年4月，CCAP对2000年的样本农户进行了追踪调查。2000年的有效样本为1189户；2008年的有效样本为1046户②。
从亲属转入的农地和从非亲属转入的农地构成本文的分析样本（见表1）。从表1可以发现，有较大部分的转入农地是来自转入户的亲属，这与以前文献的发现一致。在2000年的150户246个转入地块中，有67%的地块（166块）是从亲属转入的，而剩下的33%是从非亲属转入的；在2008年的173户313个转入地块中，有62%的地块是从亲属转入的，比重较2000年略有下降。